农村发展与金融改革

农村发展与金融改革

城镇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　　我们更关注的是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能不能真正成为市民，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顺利转变成市民，农村已经形成的规模经营就不能保持稳定。　　当前，特别是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三农有三大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大问题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国民的饮食结构和饮食质量都有明显提高，这对我国粮食和其它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在的农业能不能支撑起这样的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数量增长角度来看，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连续九年粮食都是增产。从2003年粮食总产量8614亿斤，到2012年产量增加到11791亿斤，经过九年努力，年度粮食产量提高了3177亿斤，其它农产品产量也有明显增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问题在于，即便粮食产量如此快速地在增长，仍然赶不上中国粮食进口量增长的速度，并且二者之间有不小的差距，这表明当前国内农业增长仍然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　　当前农产品供求关系相当严峻。2012年，很多农产品的进口量都再创历史新高，粮、棉、油、糖、肉、奶这六大农产品都有相当规模的进口量，粮食进口总量则超过8000万吨(1600亿斤)，这是历史最高的水平。浙江省2012年的粮食产量是160亿斤，也就是说现在进口的粮食总量是浙江省粮食产量的10倍；而黑龙江则是全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2012年的总产量是1150多亿斤，那么进口粮食总量差不多是黑龙江产量的1.4-1.5倍，这是目前进口粮食总量的基本状态。从目前粮食进口的情况来看，谷物的缺口在逐步扩大。从2011年开始，我们的谷物转为净进口，2012年的进口量是1398万吨，相当于国内粮食总产量的2.4%。由于谷物和粮食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么算的话，我们的粮食自给率为97%以上。如果把大豆也算作粮食，2012年大豆的进口量为5838万吨，约为全球国际贸易量的60%。把大豆算在粮食里后，2012年我们的进口粮食量超过自产的13%，粮食自给率不到87%。除了8023万吨的粮食需要进口，此外还有其他农产品也需要进口：845万吨植物油(这也是历史最高水平)、500多万吨棉花、300多万吨食糖、200多万吨肉类和100多万吨奶类等。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迅速转移，这将对粮食供给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就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必做到所有农产品都自给，当然也不可做到。据专家测算，按照我们的生产水平，要生产去年进口的农产品需要7亿多亩农作物播种面积，而现在我们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只有24亿亩，完全自给是不可能的。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考虑哪些农产品应当是国内确保的，哪些则应该是通过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争取的。　　同时还存在一个根本问题，作为农业大国，我们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这就离不开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仅仅靠财政、靠农民显然不够，我想这实际上是当前发展现代农业对金融提出的新要求。　　第二个大问题是农村的规模经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们已经从工业化中获得了非常大的好处，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对提高农民收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到今年一季度末，农民工的总人数大概在2.6亿人以上，到外地就业、进入城镇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超过1.66亿，剩余的1亿农民工则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可以看到，相当大部分农民已经进入城镇就业。　　由于农民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这使得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12年全国农村平均纯收入是7917元，而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纯收入的43.6%，这个数字是指来自工资性收入的部分，和城镇和工业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来自农业的收入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2012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所有收入的比重已经降到45.6%，我估计一两年内，非农业收入就会远超农业收入。同时，在农民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人均收入只有2107元，占人均收入7917元的比重已经降到了26.6%。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就很难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为农民不能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增加收入。现在都在讨论如何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集中规模经营，我想问通过规模经营来提高农民收入是否现实？我认为很现实。　　但首要问题是要确保离开土地的农民能真正变成城镇的市民。这些农民不回去农村了，我们才能稳定、持续地把他们家里的土地集中起来。根据我们的调查，如果农民的转移比重足够大，土地的流转将比较稳定。比如，在上海郊区，农民的收入水平就很高，一年种两季地的话，一亩地的纯收入大概可以达到700-800元。如果通过规模经营，使得每个农户的经营面积达到100亩——现在松江郊区推行的家庭农场已经有2000多个，80%以上的粮田都是按这个模式经营的，平均规模是113亩，这样每年农村靠种地获得的纯收入就能达到8万，这比出去打工好多了，因为在家吃住都方便。所以，在松江种地被农民认为非常体面，越来越多的农民也愿意在家种地。　　规模经营就对现代农业的投入有所要求，这包括土地平整，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农机具。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能不能真正成为市民？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顺利转变成市民，农村已经形成的规模经营就不能保持稳定。　　第三个大问题是现代农村建设。从我国人口总量的角度来看，将来留在农村的人口也不会太少。根据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测算，2022年中国就将到达人口顶峰13.8亿，这是一个好消息。一般来说，我们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70%，那么还有30%的人口将留在农村，这就是4亿多人，按国家来算也是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怎样用与时代发展吻合的方式发展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呢？这几年中央一直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地农村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有的地方把这叫做美丽乡村建设。总而言之，只有让农村的社会管理和城市均等化，农民才愿意待在农村，这就涉及到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　　怎么配置义务教育阶段资源是一个大问题，当然农民工子女的高中阶段教育以及报考大学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既要有新的投入，又要有资源的重新配置。　　现在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呼声非常高，但是我们通过调查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紧迫却又棘手的问题。我认为要想让农民工真正转为市民，必须解决好四大问题：就业、住房、社保和子女就学。　　从政府来说，解决就业问题只能靠政策。现在，国有经济和国有部门在全社会的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新增就业只能靠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决。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在1000多万家私人企业和4000多万家的个体工商户就业，很少有能在国有企业就业。鼓励非国有企业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住房问题确实是极大的难题，光靠农民和财政是解决不了的，金融应该认真思索自身的作用。有关部门对2011年底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状态进行调查发现，52%的进城农民工住的是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7%则是租住在城中村和城市近郊区的农民住房，只有0.7%的农民工在城镇有自己的住房。当然，我们说的解决农民工住房，并不是一定要让农民工拥有自有产权的住房，而是指他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哪怕是租房或是保障性住房。从这个角度来说，根本没有从政策层面上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这次调查还发现，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不到3%，连起码的安居都不能满足农民工，又怎么让他们乐业呢？他们怎么能够真正成为市民？到底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需要针对此现状，进行符合实际的综合性政策设计。　　社会保障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的障碍之一。我们的用工制度对劳动合同监管规定不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就业后没有跟用人单位签订合规的劳动合同，于是用人单位也不可能很规范地缴纳社会保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劳动科学研究所曾在4月推出了一个很大型的调研报告，数据表明，2011年6月，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进城农民工所占比重是23.2%，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是26.2%，缴纳城镇职工工伤保险的是41.7%，缴纳失业保险的则是14.1%。这些保险中缴纳比例最高的是工伤保险，因为这跟农民工的关系很大。根据这些数据，农民工缴纳保险平均水平还不到三分之一。那么到底一个农民工正常缴纳社会保险需要多少钱？2012年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在武汉做过非常详细的调研，在武汉这样一个中部城市，如果一个农民工按照武汉市规定缴纳所有社会保险，个人每月要交166元，用人企业负担516元，这样的话每人每月就要缴纳682元，一年下来就是8184元。按照缴纳比重平均不足30%来算，1.6亿人一年的缺口就是1万亿左右。这个缺口怎么补？以前欠缴和今后的费用如何解决？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让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至于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截至2012年年底，随农民工家长进城就学、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孩子有1.26亿人。现在全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大约有1.5亿，其中有城镇户籍的是2500万，农业户籍的是1.25亿。现在大城市的区县长都为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头疼，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使得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加紧张。我在上海郊区调查的时候，好几个区长都认为，就算是一年建十个学校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大城市的土地也很少，缺少修建学校的地块，另外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有问题解决的越好，新增加的农民工子女就越多。因此，怎么配置义务教育阶段资源是一个大问题，当然农民工子女的高中阶段教育以及报考大学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既要有新的投入，又要有资源的重新配置。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一个感情色彩很浓的口号，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在此过程中将对金融提出更高的要求。　　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现在的乡村规划存在一个问题——新村建设很漂亮，但做得千篇一律。有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怎样让新农村建设回归到原来起点，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浙江省在十年前就开始搞千村示范工程。当然浙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财力不是一般省可以比，除了北京、天津、上海之外，27年来浙江的农村人均收入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是至少通过浙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远景，只要我们大量地投资，若干年后别的地方也可以这样发展。　　很多地方政府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拆旧房和旧村，将农民集中居住，把地皮省出来发展新城区。中西部地区每户农民平均占用一亩集体建设用地，把房子全部拆掉后，集中居住甚至上楼居住，这样每户只需三分地，省出七分地卖给城里。在重庆，一亩地在土地交易市场上的价格是15万-20万，农民盖新房大约需要10多万，农民把七分地卖掉后，基本上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就能住上新房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我认为在发达地区，花费的钱就远不止这个数。我在浙江安吉调查时发现，农民的房子都建得非常漂亮。如果在全国推广的话，平均每个农户的住房花费20万，全国2.66亿多户需要50万亿以上，就连浙江这样的省份都搞不起大规模的拆迁。然而浙江政府抓住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龙头——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当然这也需要投入，但是相对于拆除整个村庄进行重建可以省很多，同时由于治理了环境，也改变了居民们的精神面貌。　　另外，现在的乡村规划存在一个问题——新村建设很漂亮，但做得千篇一律。如果能按照规划把原来自然的乡村稍加修补，那么重新建设之后，这个乡村就会显得非常有情趣，而不是像城里的某个小区。所以，要让一部分农民将来也愿意选择在农村安居乐业，对农村建设要有投入，拆建模式花费太大，而浙江这样的模式，费用相对较小，也负担得起。　　尤其是我们还要考虑到，房子建好后，农民是否愿意住进去，能不能承担起居住的费用？他愿意在新房里住多久？2010年元旦，我曾随同胡锦涛总书记到河北廊坊郊区调查，那个村原来有140多户人家，占地500亩，他们采用的模式是拆掉村庄后，用140亩地建了新村，而另外300多亩地则用来引进一个工业企业，条件是由他负责建设这140户人家的房子。然而，总书记在和一位老农谈话时问道，你家的楼上、楼下、前院、后院我都看过了，我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菜园子，根本没法养鸡、鸭，更没有办法养猪，那么搬进来后，你的收入和支出有什么变化？老农当时就愣了，最后回答道，总书记您真是了解农村的情况，现在别说鸡、鸭养不成，连喝水都要付钱了，因为我们原来喝井水，现在喝自来水是要付钱的。　　总书记最后提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新农村对农户生活成本的影响，二是这个村子的所有房子都一模一样，笔直的街道，房屋排列整齐，看上去跟军营差不多，走亲访友的人喝多了酒说不定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三是一个140多户人家的村占地500亩地过大，这都是由于过去调结构，很多地反复改变用处最后却被废弃了，这也造成耕地大大减少。　　总书记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正是当前有些地方建了新村又变空村的真实写照。一个新村如果建在城市边上，农民融入城市的问题不大。如果地理位置偏僻，农民的就业就不好解决，他们依然要背井离乡打工，所以新村才会变成空村。2005年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是这些要求贯彻起来很难，很容易就变成拆房建房。这次我在浙江调研后很受触动，有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怎样让新农村建设回归到原来起点？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开发商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关注的不是新农村、新农房建设，而是要把建设用地指标拿到城里用。当然这就涉及到更远的话题——怎样改革整个土地制度。　　总之，当前农村正处在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注意粮食和其它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其次，进入城镇的大量农民能不能留在城镇转为市民。最后，将来还有几亿人要留在农村，他们能否享受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生活。这些都对投资和金融提出了极大的要求，我觉得农村金融论坛建立后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是至少应该研究下这三个问题，力图使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和整个城镇化进程吻合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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