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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莺若即若离从未走远

发布时间:2020-07-13 21:15:31 阅读: 来源:乳胶枕厂家

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于莺很兴奋

小时候的于莺叛逆成性,像个假小子。上课爱说话,下雨不打伞,妈妈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有一次,妈妈抄起塑料鞋抽她。小于莺盯着胳膊上的印子,念道“这次是37码的。”妈妈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高二时,妈妈患乳腺癌在长海医院顺利做完手术。“当时,我拎着保温桶走在医院宽敞明亮的过道里,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连脚步都放慢下来。遇到大夫走过,我恨不得贴着墙壁,尽量让出更多空间,眼神里满是敬仰啊!”

1993年,于莺高考,妈妈让她报考上海财经大学,她觉得“没有比医生更神圣的职业”,报考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前身)。8年本硕博连读后,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工作了12年,因为喜欢临床,不喜欢搞科研,于莺的职称止步于“主治医师”。

去年6月6日,她在微博上宣布“裸辞”,原因是“不愿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玩不过。”办离职手续时,面对需要盖20个章的离院通知单,她发微博调侃道,“有木有人跑断了腿都盖不全,然后大喝一声,老娘不辞了!”

今天,40岁的于莺以合伙人的身份出任美中宜和妇儿医院门诊中心CEO。

“终于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啦,我现在见到谁都想抱着亲一口。”7月14日下午,于莺编完这段文字后,感觉难以概括兴奋之情,又在后面加了20多个大笑的表情,在微博上发了出去。她期待早日把其他所有证拿到,门诊中心争取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开业。

“被自愿”搞科研

“会场氛围融洽和谐,互帮互助,你推我让,谦虚客气,尊老爱幼,个别谁都不待见的题目直接给了今天没来开会的同志。坐我边上的帅哥说:真像分赃!我笑了笑:还有栽赃呢,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

2011年12月3日,在协和医院的一次科研会上,科研负责人提出几十个项目课题计划,大家逐一认领。“急诊室女超人”于莺边开会边发微博。

于莺至今感到很费解:“搞科研怎么还带有强制性?不感兴趣的课题硬要去搞,意义何在?”

直到离开协和,当了6年主治医生的于莺仍没评上副教授。原因只是:没有SCI论文(即论文要刊登在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索引收录的期刊上)。

“科研应该是评价医生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而不能成为唯一标准。我们的体制是否应把不喜欢搞科研的临床医生一棍子打死?这值得反思。现在有一个怪现象,论文大量生产, 但是被引用率很低,能够真正指导临床的研究也偏少。而医生科研服务于临床才有意义。”

“有的时候还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医院给医生5万元,去写一篇SCI文章,但是这文章除了帮助作者晋升职称外,没啥用处。”于莺说,“可能自律性好的医院对科研文章的真实性等把关较严,但是一些小型医院为保住医院的等级,不得不去做很多SCI。”

“再说,你让一个临床医生拿出很多精力搞论文,有时难免会有造假的成分。我对论文不感兴趣,也不愿意随便写点没意义的文章凑数。”

在公立医院,医院的等级、医生的职称等都与科研挂钩,只有搞科研才能被学术界认可,才能不断晋升。而公立医院又跟医学会、专业学会等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所以也就有了幕后交易和造假的可能性。”于莺叹道,“我觉得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爬得快正常。但问题是现在只有这一条道。对医院和医生来说很无奈,即便造假也是被体制逼的。”

于莺认为,通过评判的方法来界定医生的层次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些考核方法中,唯一可量化,也最直观的就是论文的数量和分数。你说医疗水平怎么去量化?如果很多患者说你水平高,但医生觉得你水平挺差的,怎么办?在公立医院,就是靠更直观的、一目了然的论文数量和分数论英雄,你也没辙。你只能被动接受。”

于莺说:“并不是每个人内心都那么强大,在体制内,却不在乎职称评定。敢说,老子就是不写论文,不晋升了,你能怎么着吧?”

“哪儿算是揭黑啊”

“恭喜你啊,开微博1个多月,粉丝就到了23万了。”2011年12月5日,于莺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这东西(粉丝)有什么用?能让你不考虑体制,无需写论文就当副教授?还是能一会儿买彩票中奖?还是能说明你每天都有16个粉丝来给你送餐,每餐都是鲍鱼燕窝?”挂掉电话,于莺抓起听诊器,哼着小曲儿,径直向病房走去。

今天,“女超人”的粉丝已达276万。

起初,她写写微博、曝点小料,更多的是出于对互联网新鲜事物的好奇,图好玩,赶时髦而已。因此成名,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微博是她的虚拟家园,也成了外界更好地了解医疗行业“黑幕”的窗口。

她披露过北京市“120”转运急救病人,连遭大医院急诊科无床困局。她还转发外地同行微信,揭露医保定额黑幕。“医院规定,医保病人定额10500元诊治,有本事不用完,余下的归医院,再奖励到科室,否则照扣。”

有媒体曾推测,“她的辞职与微博揭黑有关。” 但于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哪儿算是揭黑啊?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我心直口快,说出来了而已。”

一开始于莺也不知道有很多医生拿回扣,她一直觉得“那是少数害群之马干的事”,后来知道这并非个案后,又觉得,“这怪不得医生,是体制的原因。医生收入太差了,远没有老百姓想象的多。”

协和医院医生的收入水平在医疗圈里是非常不错的。辞职之前,平均下来,于莺一个月整体收入可达2万多。“协和绩效做得比较好,医护发的工资也多。这也是让协和能一直保持一个比较纯粹的医疗环境的一个基础。”

于莺原以为同行们的收入应差不多,但后来,她了解到,“北京别的三甲医院的医生,一般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元”。

“那么辛苦,收入又不高,如果有机会却不去拿红包啊、回扣啊,那不就是傻子了吗?”于莺说,“更何况法不责众。在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下,虽然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大家都这么干,也就习惯了。”

于莺曾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些体制内的医生,说体制是好的,不能离开体制。因为在体制内,可以寻求一些能公开且合法的挣钱途径。“我觉得这意思就是,身处体制内,又想在外面捞钱。但我觉得只要不违法,也是可以的。这也算是体制给他最大程度的自由了。”

“我认为体制始终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伞,体制内的医生,个别既得利益者心知肚明,大部分医生并不知道。但是从体制内跳出来的医生,一个比一个清楚。如今,教育行业在呼唤去行政化,我觉得医疗行业唯一的出路也是去行政化。”

“外来经验” 难移植

辞职后的于莺,在最初的3个多月里,在北京、上海等地走访,考察了不少民营医院。期间,有很多医疗机构向她抛来橄榄枝,但她觉得还是没找到自己想做的,都一一婉拒了。

去年9月底,于莺到了台湾,在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学习、考察。这次为期3个月的台湾行对她触动很大,“感觉热血澎湃”。

于莺看到好多台湾的家庭医生、全科医生在家门口,甚至在自家房子里开了诊所,“楼上是住房,楼下是门诊”。

台湾完善的健保制度、医生的人文关怀和高收入都给于莺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有2000多万人口,医疗补贴政府占了很大比重,个人几乎不用花钱。比如挂号费150台币,自己花50台币,其他医药属于适应症的就不用钱了。有了这个很好的健保制度以后,老百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会去找他的家庭医生。”

有一天,于莺来到一个很破旧的家庭诊所,里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上午,这个医生看了30个病人。“每个病人所花的时间也长不到哪里去,都是他熟悉的邻居,进来以后大夫就直接叫他的名字,说‘哎呀,你的颈椎病又犯了吧。我给你说,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要起来走一走。’患者说,‘是,大夫,你每次都说得很对,可是我就是要坐在那里看书什么什么的。’这种亲人般的沟通氛围让人觉得特别好。”

于莺觉得这种信任的建立是持久的。“这个医生可能会看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在这样的关系里,医患矛盾是不多的。”

于莺也了解到,在美国,更多人也选择离家近的诊所治疗。“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是美国医生的业务水平均经过标准化打磨,相差不多。”

但是,现在这种个人办诊所的模式在中国内地几乎不可能实现。“一个是政府职能部门没有那么高的管理能力去管理那些个人诊所。二是,存在投资问题。投资小,全科医疗诊所就很难建立起来。再就是,医生管理能力也欠缺。”

“科研方面,在欧美等国,基本都是两条腿走路。你对科研论文感兴趣,可以走副教授、教授这个学术体系。如果想在临床工作,走到主治医师就到头了。即便是副教授、教授在临床工作,他充其量也是个主治医生的岗位。”

外部经验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现在却没借鉴呢?《中国周刊》记者问道。“中间这么多寻租空间,你想引进就能引进吗?”于莺回答得倒也干脆。

“高级打杂员”

于莺曾接受过一家电台的采访。

“你最喜欢做什么?”主持人问她。

“我最喜欢的还是当医生。”于莺说。

“那当医生为什么还要从体制里辞职呢?”主持人反问。

“到了我这个年龄后,就觉得在体制里面当医生,已经让我觉得很压抑了。再不跳出来,就来不及了。”于莺说。

跳出体制后,让于莺感触最多的是,“以前在急诊科时,总是抱怨特别忙,特别累,从体制里出来后发现,在外面创业更忙更累。”

“医生辛苦,从医院出来的医生想在医疗界创业更辛苦。当然,自己选的路,没什么抱怨的。”

现在,于莺正在一步步打造她想要的医院的样子。她希望凭借美中宜和的平台,筹建一个提供全科服务的综合门诊中心。

这个门诊中心设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使用面积1600平方米,计划科室七八个,全职医护人员12个,医护比例是1:2(每个医生配2个护士),另外还有一部分后勤服务人员等。

“我们刚拿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这只是说可以去做环评了。今后,还有医疗机构登记、工商登记、卫生部门的审查、人员招聘与培训等一大堆事儿。我们希望年底前可以营业,不过还不好说。现在工作量太大了。”

“医生本来是专业人才,但办诊所就不一样了,对个人综合能力考验很大。需要跟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人打交道。需要知道运营后,科室特色什么样,盈利模式是什么、定价是多少、成本是多少、耗材怎么进、库存怎么管理、人员怎么去招聘与培训、员工的发展前景是什么等等。因此,我这个所谓的CEO其实就是一个高级门诊中心的打杂员。”

于莺说,从医这么多年,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可以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人与人的沟通交流真的很重要。”

“医生并不比患者的情商高多少。患者在网络上抱怨医生不好、医疗不好,医生也同样会在网络上抱怨患者不好、医疗不好。真正聪明的医生,沟通能力会很强,他的医疗矛盾纠纷就会非常少。”

曾有媒体做过民意调查,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同一个医生被打两次的概率是很高的。“这说明这个医生的情商和沟通能力有问题。比如他可能第一次说了‘没钱,你来看什么病呀’等伤害患者的话,挨揍了。没多久,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又说了,又挨揍了。”于莺说。

“患者是易焦虑、易发脾气的群体,所以医生要多帮他们解决问题。假设你看到他去泡面,你主动告诉他开水房在哪儿。一件小事儿,就能让他觉得特开心,觉得挺照顾他。”

“我也希望每一个医生,哪怕他离开体制,离开公立医院,也要经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前途要有一定打算。不是说,感觉这个体制不好,我就拍拍屁股走人,这样是很冒险的。 ”于莺说。(记者:周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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