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拒谈铜臭到追逐投资揭秘30年中国人财富观变迁史

7月的一个周末，陈婕带着父母、孩子一起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到南戴河度假。京沈高速上车流不少，都是像他们一样去海边度周末的家庭。

在酒店门前的广场上停好车后，陈婕从后备箱里往外拿东西，她边拿边问母亲：“这样的生活，你们年轻的那会儿根本就想不到吧？”

“那当然，做梦都想不到。”母亲回答。

陈婕的母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最为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历过最为狂躁的文革时代，也经历过那令人惴惴不安又兴奋不已的改革开放浪潮，但不管在哪个时期，她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家用轿车的主人，会开着车去超市把大把的生活用品从货架上搬到后备箱，会开着车去邻近的海边度周末——这些都是曾经电影里西方人的生活，那么遥不可及，怎么突然之间就到了眼前？

80年代：拒谈财富 远离“罪恶”

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陈婕的母亲还年轻的时代，中国社会流行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谁家要是有了这三样东西，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儿，那可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这三大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名牌”。手表是梅花牌的，小伙子们都以手腕上能戴上梅花表而骄傲，那也是他们送给未婚妻最好的礼物；缝纫机是飞人牌的，姑娘们都希望结婚时获得这样一份嫁妆，那是很荣耀的陪嫁；自行车则是天津飞鸽牌最为有名，一个家庭要是能买上一辆自行车，那可得像对待宝贝一样，天天扛到卧室放着，每次用之前还要用抹布擦得蹭蹭亮。

林璐是一个80后的孩子。有一年暑假她要去上补习班，但因为没有手表而经常迟到。父亲从抽屉里找出好几块手表，但她不是嫌这个表盘太大，就是那个表链太土气。父亲叹口气说：“时代真是不同了，我们那会儿有块表就高兴得不得了。”

父亲林杰华当年上学的时候，全校唯一的一块钟表挂在传达室，全体师生上下课的时间都由传达室大爷敲钟的声音决定。林杰华参加高考那年，林璐的奶奶找同事借了块手表让儿子戴上，结果让林杰华激动得一夜未睡好。

林璐家的阳台上，至今还放着一台旧式缝纫机，一方粗布盖在上面，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这台缝纫机是当年林璐的奶奶从上海寄来的，千里迢迢运到济南费尽了周折。那时全国的物质供应都很紧张，林杰华在济南想尽办法也买不到一台缝纫机，只好请在上海的父母帮忙。缝纫机好不容易买到了，运送成了难题，因为上海规定缝纫机一律不准带出。林璐奶奶想了个办法，找了个木箱子，把缝纫机拆开塞到木箱子里，外面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没想到在火车站托运处过磅时还是被发现了，林璐奶奶只好上去说了一大堆好话，最终缝纫机才被“放行”。

如今这台缝纫机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很难再有用得上的时候。但林璐的父母舍不得丢弃它，在阳台上给它找了个安置的位置。那是一段岁月的印证。

那个年代的人们，不仅丝毫没有“理财”的概念，财富对于他们来说也犹如“洪水猛兽”。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有着“财富原罪说”的影子——为富者一般“不仁”。这种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文革岁月里登峰造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实，在那时大家都没什么财富，工资差别不大，谁也不会比谁多几个钱。中国人都在九级工资的体系下过着成色单一的生活，房子单位分、看病单位管，条件好一点的能买“三大件”，条件差一点的只能吃饱饭，但差别也仅仅如此。股票、基金是听都没听过的词儿，即便知道，也没人敢拿真金白银尝试，那会儿连把钱存银行，看着钞票变成纸上的白底黑字都不放心呢，还谈什么投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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